为了让我幼升小时能有一份出挑的简历，我妈又是送礼又是送钱地让辅导机构的古筝老师帮我争取了一个在剧院演出的机会。结果，古筝班里三十几位小朋友的父母，都和我妈一样申请了这个机会。最终，我们三十多个小朋友一起登台演出，合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每个人下台后都得到了登台照片和演出证书。
当然了，我这种除了会弹古筝，拼音和英语都不太会的孩子，是不配进入这些优秀小学的。芳草地、史家胡同、育民、皇城根、实验二小等市重点小学纷纷把我拒掉。最终，我们在离家最近的一所朝阳区重点小学，交了一万块钱择校费，入学念书。
在这所区重点小学里，没上过学前班的我，受到了来自老师的各种嫌弃和鄙夷，甚至还被班主任建议去上一下特殊辅导机构。
小学前三年，在数学方面我每周六要去学“华罗庚数学”。据说“华数”是“奥数”的必由之路。奥数太难，只适合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但华数相对简单，可以早早就学起来。
当时的北京，主打K12的私立辅导机构并不算很多。大部分孩子想上补习班，都需要求助当地的少年宫。
四年级以前，我常去的就是朝阳区的一家少年宫。每周六的安排是：早上华数课，下午古筝课，晚上英语角。除此以外，我还学过一年的芭蕾、一年的跆拳道和一年的工笔水墨以及一年的素描。
唉。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鸡啊。
华数貌似提高了我的智力。在四年级数学考试拿了一百分后，我妈妈十分膨胀地给我报名了奥数班。从此，我离开了少年宫，开始在各个中学包办的小学生教辅班穿梭。
什么叫“中学包办的小学生教辅班”呢？这要从电脑划片这个概念开始说起。我记得我是北京头几批电脑划片进行小升初分配的学生。所谓电脑划片，就是依据学生的户口所在地，以随机分配的方式，将学生分配到附近的各家中学。有的学校是重点中学，有的则是垃圾中学。
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但由于家长没给她报考小升初提招，完全让电脑划片接管她的未来，导致她进入了一所极差的初中。后来，她连高中都没有考上，止步于职高。这个例子在我们小学并不是唯一的。
重点中学想要更好的生源来保证自己的升学率，于是，它们决定在电脑划片之外，搞一个“提前招生”。也就是说，在电脑划片前，优秀的小学鸡们，可以通过提前招生考试，考进自己想去的中学。但这个考试非常难，几乎可以达到初一初二期末考试的水平。
为此，这些中学建立了自己的奥数班、语文班和英语班，面向全市招生。有些在辅导班表现好的学生，甚至可以得到老师的内推名额，直升本校。
我这种学渣肯定得不到内推，只能靠自己考试了。
我妈能成为一个“虎妈”，绝对是因为她受到了中国高考教育的恩惠。她就是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从小地方来到北京的。
我妈，一个山西晋中小城的女孩，可谓是她那个年代的“小镇做题家”。在她高考结束后，她自信满满地回家让我姥姥给她缝被子，说：“赶紧缝被子吧。我马上就要出去念大学了！”
我姥姥一把捂住她的小嘴：“不许让别人听见。万一没考上，丢死人了。”我妈不屑一顾。果不其然，她真的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这要放在别的考生身上，得开心得要死。可我妈却哼哼唧唧地凡尔赛：“嘁，还是没考上北大清华。”
坚信高考改变命运的我妈，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我。但她比其他母亲强的一点是，她真的能以身作则。鸡娃之前，先鸡自己。我学过的东西，她都学了一遍。不仅如此，她陪着我去图书馆自习时，还能利用辅导我的时间之余，自己顺手考下了多个工程师资格证。
我妈的努力算是有目共睹。面对她的勤奋，我实在不好意思叛逆和反抗。她让我学，我只能乖乖地学。毕竟她都能做到，我凭啥不行？
所以，当我妈在地铁上和我用英语练习会话时，我只能忍受着一车厢人的注目，羞耻地用英语回答她的问话。
所以，当我妈趁着做饭那点工夫都要逼着我背两首唐诗宋词时，我只能在那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所以，当我妈让我练习枯燥的指法时，我也只能坐在古筝前，一遍一遍弹奏毫无旋律的《四号练习曲》。
然而，我父母的职业都与教育口无关。而我家刚刚搬到了附近学区荒芜的朝阳公园。学区房是没可能了。买内定名额更是去之甚远，想花钱走后门，都不知道该让谁来帮忙。
我身边的同学们一个个地被提前招进各家重点中学。有的人靠父母，有的人靠实力。我是父母和实力都没有。
经过了一番混乱的小升初提招考试后，朝阳区除了一个团结湖X中以外，没有任何学校肯收留我。
但我的虎妈不满意，她决定带我跨区考试，上私立外国语中学。于是，我开启了满北京城考试的地狱模式。最终，在一所崇文区（现在是东城区了）的外国语学校，找到了我的归宿。
上初中了，我不需要妈妈来鸡我了。
我是个大孩子了，已经可以自己鸡自己了。
外国语学校距离我家非常远。我家在朝阳公园，而学校在天安门广场旁边。早上妈妈开车送我，我一边在车里吃早餐、背英语，一边看日出和无数次升旗。
放学后我需要自己坐二号线，转一号线再转十号线，最后接驳公交车回家。全程耗时一个半小时。我在地铁和公交车上站着写作业、背古文，MP3里永远都播放着VOA慢速英语和TED演讲。
周六周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我都泡在学而思、新东方、金钥匙、龙文教育等一系列教辅机构里。
那个时候，唯一放松的方式，就是自己写写小说。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能像韩寒一样休学写作，有充足的时间赶紧把我在写的小说更新完。当然了，我这个梦想是不会得到虎妈的支持的。父母总希望为我们选择最稳妥的道路。这一点我也很理解她。
不过，我的虎妈还是给了我很多零用钱，让我足够去买书、买CD和我喜欢的杂志期刊。在这些杂志上，我逐一投稿，也确实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没想到，这些发表的文章，让我在初升高的提前招生考试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北京四中实验班的青睐。
数学好的孩子，一条公式能解决十道题。
物理好的孩子，一道题能有十种解题方法。
英语好的孩子，高一时SAT就已经接近满分了。托福、雅思扣个一分半分的，那纯属给考试机构一个面子。英语学得无聊了，人家还顺带着学学法语和拉丁文呢。
学生，可以比老师还厉害。
在这样的学校里，普通孩子如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
那时候的四中校长追捧素质教育，从不要求学生上晚自习。就算是高三，晚自习也绝非强制（不过基本全班同学都主动上晚自习了）。而且一周五天，每天都必须有体育课（到了高三也是如此）。
我记得我们经常下午三四点就放学了，和欧洲的高中差不了太多。放学后有各种各样丰富的社团活动，比如桥牌俱乐部、金帆合唱团、文学社（每个月出一本杂志）、中文戏剧社、英语戏剧社（每年都去爱丁堡和阿维尼翁演出）、天文社团（匹配校内天文观星台）、古典音乐鉴赏社团、观鸟社（每周拿着望远镜去圆明园找鸟）……
当然了，我们学校的国学社也是一朵奇葩。每年9月10日，国学社的社团成员们要去国子监祭孔。整个国子监都会被我校国学社承包。学长们拿出自己写的祭文，琅琅成诵。一篇祭文一千多字，里面大概有二百多个字我不认识。可见学长们的汉语能力有多么卓绝。怪不得国学社里很多学生都升入了北大中文系。我现在居然还自称是作者、编剧，实在汗颜。
除此以外，还有摄影社团。摄影社团玩的都是高阶设备。人手一台5D Mark2算不了啥。我们还搞自制六角飞行器，能平稳带动一个卡片相机飞到十层楼高。有一年学校运动会，摄影社团的飞行器现场直播了足球比赛的赛况。
我当时根本没反应过来，过了一周才记得和我爹妈提起这件事。我的虎妈痛彻心扉地认为我失去了一次良好的学习机会。于是，不甘落于人后的她，逼着我那个寒假去了美国做交换生。
为什么去美国呢？因为那竟然是一整个寒假里，四中所有的游学项目中，最便宜的一个。
肉疼么？
我都替我爸妈心疼钱。
为了能把这次游学“利益最大化”，我决定一边在美国上学，一边写一本散文集，讲述我在美国做交换生的故事。回国后，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中国文联出版了我这本散文集。
但出书这件事在四中根本不值一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班一共18个人，有三个人都在高中时出书了。还有一位学生坐拥两项国家专利，在北理工跟着博士导师一起做实验；有一位女同学高二休学，骑着自行车去西藏了；另一位爱好摇滚乐的学生正在出个人专辑，录音棚用的都是Universal Studio。物理竞赛全国第一、保送清华，以及被常春藤名校录取这类的“常规操作”，咱就不提了。
我的四中学弟早就休学创业，自己编程开发的社交软件都获得百万天使投资了。人家17岁就被称为“小乔布斯”呢。
真他妈的卷。
所以，这么卷，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爹妈鸡了我们二十年，可却万万没想到，我们没有机会刀耕火种、开疆拓土，还是只能在他们原先开辟的那一块小小的土壤上精耕细作。
我们这种90后鸡娃，就算早已在能力上超越了父母，但我们还是无法从财富和成就上超越我们的60后爹妈。
我的鸡娃朋友们很多已经想开了：有的副业搞起了烘焙，有的辞职当酒保，有的在B站做UP主，还有的竟然去做了健身教练、外卖派送员。
当初创业的，厌倦了用PPT骗投资；当初下定决心搞学术的，已经对学术圈彻底除魅；当初热爱艺术的，差点跳了泰晤士河；当初追求财富自由的，现在纷纷背上了贷款。
我们去了那么多国家，学了那么多知识，拿着硕士博士的文凭，专利著作等身……最后还不是一样搬砖996，或者连工作都不要地混混日子？
什么北大清华常春藤，高盛中金麦肯锡，GUCCI、PRADA阿玛尼的。
鸡娃们已经看透了：世事如浮云，但浮云避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