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受大环境如国家战略、小环境如名校入场券竞争等各种带动，科学教育火了，主流媒体言必称科学素养，把几年一次的国民科学素养调查当作一场话题盛宴。
调查是通过问卷完成的，跟每个人经历过的考试差不多，因涉及青少年、公务员、农民工等不同人群，内容侧重有别。随便找来一套，多是类似“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是谁”等死知识；为方便判卷，都是选择题。根据测试结果，得出一个人，乃至全部国民中具备科学素养者的百分比。
其实大家都明白，既有标准答案，跟大不了就蒙的学校考试也没什么区别。而国人最擅长的就是这个，你要拿它做指标，就会像核心期刊发文量，我们很快就能摸清门道，迅速窜到世界前列，只不过该被卡脖子的地方，一个都没见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道谁是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真的不代表什么。最重要的是研究能力。其中的道理，蕴含中国人的古老智慧，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脑袋里装的死知识再多，如果不能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探究而驱动起来，也会像一堆散乱的零件，毫无用处。
可惜的是，中国的孩子们花了大量时间用来背诵这些死知识，用以应付没完没了的考试；而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其实是从小开始，就要为迎接未来生存和发展挑战做好充分的能力上的准备。
凭什么这么说？大量事实证明，除非与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背下来的所谓知识，都不用等到长大成人，就已经一点一点地还给老师了。
这个过程跟狗熊掰玉米是一样的。我们把一个阶段的知识背下来，应付考试；然后放下，背诵“新的”知识，以应付更高一级的考试。一旦考上大学，几乎所有人都会将印有这些知识的课本当废纸卖掉，或干脆付之一炬。
而大多数人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或说真正面对现实世界的挑战，直到离开大学那一刻，才刚刚开始。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20年的校园时光，他们就是在年复一年的死知识的洗礼中，磨灭了学习的动力，丧失了对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创造力。
必须承认，知识无罪，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带入”，也就是让孩子们自己主动建构知识体系的正确“姿势”。能够发现问题、给出猜想和假设，进而通过探索和分析得出结论，从而建构起自己的认知体系，这是比知识本身更重要的能力。借以实现这种“带入”的，就是由问题驱动的研究。对，就是我们大量听说的那个高大上的“科学研究”。
这么说会有人觉得意外。普通人的生活当然离不开现代科学的成就，但要说具体去搞科学研究，十有八九都不会认为跟自己有关，因为那“完全”是科学家的事。
为何会产生这种严重的错觉？是我们对科学研究不重视，宣传普及不到位，还是科学研究太难了？
必须说，我们足够重视科学，全球没有哪个国家给科学如此规格的礼遇，这一点大家感同身受。
但宣传普及是个相对复杂的工作。它不光有时、度、效等各种技术指标，还从根本上涉及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和判断，并直接影响一系列现实的制度安排。比如，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基础教育阶段打基础、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才能做科研，就是这种连锁反应的具体表现。
重点是，科学研究根本就不难。认为科学研究太难，是我们对科学最深、最严重的误解之一。当然，大科学时代，从事专门科研工作，在某个细分方向朝着更艰深的目标迈进，必须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依赖高精尖的仪器装备，这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太难了。不过，就一般意义的科学研究而言，普通人，包括少年儿童，都可以经过一两次摸索，很快驾轻就熟。
因为在本质上，科学是一种最普适最朴素的方法，它甚至隐含在一个人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点滴成长背后：从好奇开始，屡次试探，最后确认。不过如此。即使诺奖级的科学研究，也无非这种原始探索的翻版和升级。
国内，清华附小六年级的学生用大数据研究过苏轼，还写成被认为达到研究生水平的学术论文，引来争议无数，最集中的质疑是拼爹，热闹了好一阵子。不过，尽管清华附小方面做了详细解释，也有教育学者给出正面肯定，但显然没有取得社会层面的强烈共识，舆论不了了之。
是时候把科学头上的神秘面纱撕掉了，它实在没什么稀奇！在一些发达国家，对科学研究能力的训练从小学就开始了。
距离产生美，让我们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做的。旅美教育学家黄全愈教授在《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分享了他儿子矿矿小学二年级时做研究的经历，以及身为人父，自己从中获得的感受和启发。
那时矿矿才八岁，一天放学回家说要做一个关于蓝鲸的研究，让妈妈带着去图书馆找参考资料。这让黄全愈觉得很可笑，一个二年级的孩子懂什么研究呢！
可笑归可笑，积极性是要保护的。母子俩跑了两座图书馆，抱回十几本跟蓝鲸有关的儿童图画书——所谓的“参考资料”，里面都是介绍蓝鲸知识的：蓝鲸一天要吃四吨虾，寿命是90到100年，怀孕期是300到330天，心脏像一辆汽车那么大……
进行了一番阅读研究后，儿子完成自己有生以来第一份研究报告：《蓝鲸》。论文只有三页。第一页是封面，画着一条蓝鲸和一群逃生的小虾。含四个小题目：介绍；蓝鲸吃什么；蓝鲸怎么吃东西；蓝鲸的非凡之处。每个小标题下的正文不过一两句话。
论文虽幼稚简陋，但作为教育学者和父亲，黄全愈教授还是对儿子的第一次研究经历充满兴趣。他尤其感兴趣的是这次研究经历让孩子获得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他看到，“孩子从一开始就摆开了一副正经八百做课题研究的架势。收集资料，阅读，找观点，组织文章……一步不差，一丝不苟。从决定题目，到从那十几本书中发现对自己研究有用的资料，到着手写文章，孩子始终处在一个独立工作的状态下。他必须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去筛选材料，去决定‘研究’方向……”他认为，“这个收获要比知道蓝鲸有多重、多长更具价值”。
黄全愈教授其实还讲述了儿子在五年级、七年级时，分别做过的另外两次研究。一次是研究卡通画和漫画，一次是测试小老鼠的决策能力。作为卡通画和漫画研究的“副产品”，儿子还以一款美国著名牙膏品牌为原型，自创了一个牙膏英雄勇斗各种不良生活习惯的漫画故事，受到老师的热情赞扬。而七年级那次研究，也获得了年级金奖。
三次研究经历，能清晰看出孩子独立思考问题和独立研究问题能力的发展脉络，也就是美国的基础教育思路：小学侧重对孩子收集资料、独立提问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中学侧重确定研究方法、实施研究计划能力的培养。
他的观察结果是，孩子在研究中不但学到了书本知识，更积累了大量实践知识，尤其是不断萌发生长的独立性与创造力。
可想而知，经由这种理念培养出来的孩子，跟一味刷题过来的孩子相比，发展潜力将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放在未来国家间人才竞争的宏大议题上，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教育部终于在2019年末宣布取消初中学业考试大纲，为应试教育模式的彻底改变带来了一线希望。
看得见的指挥棒没有了，中国基础教育系统面临重大转变，亿万中国孩子和家长们也将经历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许是充满焦虑和痛苦的，但凤凰不经涅槃，便无法重生。
本文由友果分享提供。友果培优，复旦名师执教，小学/初中/高中。联系电话/微信：17751295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