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你做对了，立了功，但结果却是严厉的惩罚，甚至让你回到原点，你会怎么想？会怎么做？
遇到这样逆境的人世界上可能也没几个，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就遇到了，他曾说过：
“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这个“受压”，也远远不是你能想象到的压力。而他面对逆境的做法，更是没几个人能做到。
英国记者伯特仑曾称毛泽东是中国人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冷静和稳定思想的人”，毛泽东也曾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今天（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我们以“逆境”为线索，回顾他遇到的逆境以及面对逆境的方法，既作缅怀，也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1927年9月9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去井冈山。
按照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他们要攻打长沙，但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1927年11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的战略方针被认为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对此，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于毛泽东放弃攻打大城市前往井冈山的行为，“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
当时没有电台，这个命令传到毛泽东那已经是1928年3月了，而且由于传命令的同志记忆出现差错，说成了“开除党籍”。这是比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严重无数倍的惩罚，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
井冈山上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遭受这么严重的惩罚，毛泽东带着残兵上了井冈山，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打了很多胜仗，从不足1000人的兵力发展成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了稳定的工农政权，把革命根据地搞得风生水起。
被开除党籍后，毛泽东不能担任书记和党代表，不能过党组织生活，于是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1929年5月，毛泽东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问题上，和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
在军队指挥由谁说了算这个问题上，当时的党代表毛泽东认为应该由党说了算，但朱德等人认为打仗应该由军人说了算，外行不能指导内行。
1929年6月22日，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和工作方法给予批评。
根据陈毅的回忆录，当时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由四点组成：
第一，批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他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具体的做法还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之间来创造；
第二，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的领导一定失败，这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就要失败；
第三，批评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家长式的领导，你们朱毛两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两大之间难为小；
第四，批评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都应该有发言权，说错了就可以纠正。
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毛泽东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被陈毅所取代，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下级夺了权。
7月中旬，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离开了军队一线。
和毛泽东随行的江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离开龙岩后，毛泽东患了疟疾，大病一场，浑身时冷时热，时好时坏，只得化装成“教书先生”，在永定的深山中隐蔽起来，在此治病和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致信要在永定县的毛泽东出席。
毛泽东说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参加。红四军党委认为毛泽东在闹情绪，托词不来，于是立即再次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要他马上来开会。
于是毛泽东强撑病体，坐担架赶来，大家见毛泽东“面无人色”，确实病重，就让他留在上杭继续养病。
1930年10月，蒋介石集中1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歼敌1.3万人，活捉张辉瓒，打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集中20万军队，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在15天内连打5次胜仗，歼灭敌人3万余，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集中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3路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抓住机会后在四天内三战三捷，休整半月后再次三战三捷，在80天内歼灭敌人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苏区不断扩大，发展到了28个县，拥有250万人口，中央红军也不断强盛。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全方位地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制定的建设根据地的主张，被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
在会议上，博古对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最终，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位，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收走。
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太大了，在1931年11月7日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1932年1月，中央决定攻打赣州，执行共产国际攻占大城市的指令，让中国革命大踏步地走向胜利。但毛泽东强烈反对，认为赣州铜墙铁壁，根本不可能打得下来。
于是，中央免除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红一军团兵进赣州，围了赣州很久，实在是打不动。
1932年3-4月，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毛泽东重掌局面，带领红军撤围赣州，跳出包围圈，并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漳州战役，攻克漳州城，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同时筹款百万银元，扩军上千，取得了巨大胜利。
但他没有听从“攻打大城市”的指令，漳州又不是大城市，这样慢腾腾地搞，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召开，会议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方向农村发展的主张是“消极怠工”，对毛泽东批评苏区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行为定义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
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几乎一切职务，被调到后方去“养病”，完全丧失了党权、军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
毛泽东在立下大功之后却蒙受了巨大的冤屈，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怎么想？你会因此愤怒，对党失望，怀恨在心么？
大多数普通人可能会选择放弃，但毛泽东选择无条件接受一切安排。
被“开除党籍”了，那我就接受，后来知道不是被“开除党籍”又松了一口气，只是被开除了几个重要职位而已，在新职位上做好分内的事，凭本事一步步在战场上打回来。
被调到后方去“养病”，那就好好过我的“小媳妇日子”，完成每天“吃饭、睡觉和拉屎”的任务，我就看书、学习，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绝不消极沉沦。
冤屈和不理解，乃至于长期被冤屈和不理解，在毛泽东眼里并不算什么。
1942年4月9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遭到政委饶漱石排挤打击时，毛泽东写信给陈毅：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做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但其实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因为未经淬炼的刚强性格和精细作风，毛泽东的工作方式和态度有时简单生硬，让人难以接受。
再加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同“左”倾路线格格不入，最终毛泽东陷入了长征前一段较长时间的孤立痛苦之中。
而长征的开始和随之而来的环境变化，为毛泽东处事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时机和空间。这种转变的突出表现，是毛泽东开始打破沉默，主动与人交谈，而且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
虽然当时很多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但只要让他参加就一定出席，去了就在会议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不喜欢听。
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讲，又教育又说服。
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
后来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方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
正确认识意见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
在代价极其惨重的连续失败面前，原本支持左倾冒险路线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和博古、李德产生了严重分歧。
生病的毛泽东和负伤的王稼祥在担架上聊天，然后又上门做张闻天的思想工作，探讨如何才能让红军更好地走向胜利。
反复多次后，毛泽东争取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理解与支持。
而这样的聊天，毛泽东进行了三年多，一次又一次，把能聊的人都聊了，也争取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
1935年1月15-17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系统性地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王稼祥建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把红军交给毛泽东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
最终，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中国革命越过转折点。
长征的胜利结束，也让在八年的蒙冤中被严重打击三次的毛泽东，证明了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还团结了能团结的所有人，最终让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指挥权和影响力，从来不是谁授予的，而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获得的。
在1931年，王明和博古夺走了毛泽东的军权，后来王明去了苏联，国内事务由博古实际指挥，从各种途径压制毛泽东。
毛泽东最终证明自己的正确后，和博古、李德等人成了好朋友，尽一切努力去团结他们。
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提到： “遵义会议时，有人劝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不行，那样的话，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就会弄僵的。
我们在共产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让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抛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长征末期，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博古、李德、凯丰这些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人，也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如何对待人生的挫折和逆境，毛泽东不但在行动上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还通过艺术表达进一步从哲学和世界观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的诗词中洋溢着革命豪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即使处在逆境中，写的诗词依然能感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鼓舞人心。
1929年的重阳节（阳历10月11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纵观全诗，一幅浓郁的诗情画意、宏大而辽远的空间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放眼望去，无边无垠，遍地黄花，充满勃勃生机！
诗中充满着旷达和乐观，以及对未来人生充满自信的革命人生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写这首诗的时候，毛泽东正处于逆境中。
那时的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赋闲”住在上杭，还身患重病。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地重游，又适逢秋季。这三个“条件”，都是古代诗人“伤感”“悲秋”“叹人生无常”“壮志未酬”的主题。而这首词，尽显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3年，毛泽东进入不惑之年，同时也是他政治生涯和人生中又一次陷入“逆境”的时期。
1932年10月的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1933年夏天，他路过当年战斗过的大柏地。
大柏地战斗，是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于1929年2月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与尾随的国民党赣军进行的一场战斗。
取得了歼敌两个团，俘敌八百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的大胜利。这是红军离开井冈山的第一个大胜仗。
此次旧地重游，毛泽东通过诗词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经过战火洗礼的小山村，透露出他的乐观旷达，含蓄地表达了对昔日胜利战斗的亲切回忆和颂扬，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后来说当时心情是“郁闷”的，但难能可贵的是“郁闷”而不悲观。
无论形势多么严峻、环境多么残酷，面对生死、重病、误解甚至是被批斗、被排挤，毛泽东都是一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心态。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逆境，有的人选择怨天尤人，埋怨自己遭受的不公，从此一蹶不振；有的人选择逃避问题，一辈子碌碌无为。
但也有像毛泽东这样，选择直面问题，迎难而上，最终成大事。
毛泽东把逆境生活，看作是换一种工作环境，也是一种学习和锻炼。正如他后来（1949年）给柳亚子的诗中所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是人生的体验，是哲理，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的品格和风范。
面对逆境，我们能做的就是积极面对，虚怀若谷，在忍耐和等待中磨练、提高自己。
[1]. 在蒙受冤屈的八年中，毛泽东遭受了三次打击，远方青木
[2]. 胸怀日月心自宽，毛主席逆境时写的三首词，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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