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信口说
教培行业从遍地广告、资本追逐，到顶格处罚、大范围裁员、上市受阻，和“教培行业要黄了吗”的深深担忧，只经历了不到半年。
为了规范教培行业，教育部甚至专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对教培行业的讨论，也从少数的从业者逐渐扩大到更多的人，从教育焦虑、虚假广告、商业模式的具体问题，逐渐延伸到对国家政策、社会公平、选拔机制的深入辩解。
短期视角下，教培行业的从业者们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去焦虑。但是，从长期的视角去看，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下，教培行业最终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的格局？
在这场尚未定局的教培行业变革中，或许我们可以从已有的一些经验中看出未来的模样。
01 日韩模式：竞争和选拔
1、假设降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难度和竞争压力，是否能减缓教育压力，从而减少校外培训需求？
不用假设，这件事在历史上发生过，不过是发生在日本和韩国。
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的三十年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居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但学校教育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战后的第一批婴儿潮在1960年前后陆续参加初高中升学考试，考生人数一路增加导致升学竞争加剧，为了让孩子在考试中脱颖而出，部分家庭产生了对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而60年代末日本中小学教育的第三次改革，把现代科学的先进研究成果编入教学计划中，导致学习难度进一步加大。
当时“填鸭式教育”愈演愈烈，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数量激增，从而爆发第一次“学习塾潮”，到1962年日本中学生入塾率已高达30.3%。
日本文部科学省将以上现象归因为学生的学习内容太多、太难。同时，社会对“填鸭式教育”有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希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1977年，日本政府发布《学习指导要领》，推行“宽松教育”，逐步减少教育内容，旨在让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学生教育压力的降低，而是校外培训的爆发式增长。中小学的学习难度和内容是减少了，但名校竞争局势仍然激烈，公立学校的宽松教育状况和激烈的竞争升学考试不对称，导致更多学生投向“学习塾”。
进行课外补习的学生总数从1977年的310万人增至1985年的450万人，到了2004年已有945万学生参加，学习塾出现爆发式发展、供不应求和参与者低龄化的特征。目前日本最有名、升学率最高的私塾：河合塾、东进、骏台、武田塾、代代木、kumon，正是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
同样，韩国在1974年开始实施高中“平准化”教育，倡导教育均衡，取消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之分，所有初中毕业生按学区划分，通过推荐、书面材料等方式就近升入高中，废除了初升高考试，至此小学到高中各阶段的入学考试全部取消，希望以此减轻升学竞争压力。
和日本“宽松教育”的问题一样，韩国的“平准化”教育也没有带来想要的结果。均衡化的课内教育不能满足激烈竞争之下家长的个性化教育需求，因此纷纷转向课外补习。
韩国的补习班被称为“学院”， 1975 年韩国有私立学院有 2977 个，1980 年增至 5023个，1990 年继续增至 28862 个。平准化教育主导时期，课外补习机构数量持续上升，到2003 年韩国 K12 课外补习参与率高达 68.8%。
2、假设一刀切禁止校外培训，结果会怎样？
韩国就干过这样的事情。
1980 年，为应对过度竞争的高考课外补习热，韩国实施了“7.30 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大学扩招、取消大学各自的入学考试等，对高考录取进行宽松处理。同时，颁布了《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禁止一切教育补习行为。
然而，禁止补习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家长的支持，补习的需求广泛存在，导致禁止政策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私人补习禁而不止，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无奈之下，韩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补习教育的限制，政策的重心开始转向由高额辅导费用所引起的社会公平问题上，甚至组织公立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课外辅导，主要惠及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以降低课外补习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公平问题。
到2000年4月，韩国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禁止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班的规定侵犯了家长和学生的学习权利，违反了宪法。这一政策颁布后，社会培训机构迅速反弹，加速增长。当前，总人口只有五千万的韩国，教培机构却近十万家，仅仅是讲师人数就多达三十几万
这样的教育乱象之下，韩国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学生用于补习班的人均费用全世界第一。在韩国最著名的大峙洞地区有一个“补习班一条街”，仅仅这一条街每年就有20万亿韩元的收入，约等于1200亿元人民币。而在14亿人口的中国，教培行业市值第一的好未来，发展了近20年，2020年的收入也只有287亿元。
3、如果高考成绩不作为唯一的选拔目标，加之更多的素质教育内容，结果会怎样？
韩国也有这样的案例。
韩国大学的录取，其实有三个指标：
第一是校内考核，占总成绩的70%。指的是学生高中三年每次统考的成绩，以及在学校的排名统计，将会以复杂的算法折算成分数计入高考总成绩。
第二是高考分数，占总成绩的30%。
第三是生活记录本。其实就是学生的素质评价，里面会详细记录学生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竞赛的名次、特长，甚至是读书笔记。校内考核+高考折算下来的分数，决定学生能报考哪个大学，但面试决定了能否进入大学，生活记录本就是最重要的参考指标。
韩国政府推行记录本的本意是为了减少教育负担，推行素质教育。但是，这样的素质教育同样是拿钱堆出来的。
只有进入有名的私立高中，花钱请各种老师，才有丰富的社会活动和竞赛经历。而经济拮据的普通家庭，根本无法同时应对学科考试和素质教育的双重压力。
韩国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学习的背叛》，里面就详细记录了三位来自普通家庭学生的经历，看完纪录片，你会发现：宽松的高中教育之外，有钱人的孩子会去价格高昂的补习班、花钱尽可能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有专人帮助整理生活记录本、购买心仪大学的各种情报以应对面试……即使在同一所优秀的学校接受相同的教育，父母在孩子教育上花费的金钱还是会硬生生的将他们拉开差距。
教育的升级之路，终究是靠拼爹的。
在日韩的特殊社会环境下，教培行业的困境，从来就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而是人民都想要成为教育竞争的胜利者和竞争选拔机会有限的矛盾。只要顶尖名校的毕业生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而顶尖名校每年的招生数量只占全国考生的不到万分之一，这种矛盾就会长期存在。
而这困境的根源，是在一个阶层逐渐稳固的社会体系，教育扮演了一个带动社会上下流动的公平角色。为了公平的目标，教育几乎是唯一一个有效的手段。
但一旦有选拔，就会有人在合理的范围内“抄近道”破坏公平规则。所以，即使政府在政策层面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但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出现了问题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
02 美国模式：资本和阶级
4、假设教育不用担负社会公平的责任，按市场化机制，让好的教育资源和价格匹配起来，结果会怎样？
这样的情况，发生在美国。
美国的教育有两套体系，有钱的中产以上阶级上私立学校，走精英教育，没钱的普通家庭上公立学校，走快乐教育。你的家庭条件，决定了你接受怎样的教育。
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在公立学校体系推行“快乐教育”，全面放松标准化考试对学生的束缚，减少对标准化理工科成绩的要求。二十年后，“快乐教育”忽视理化成绩而造成的弊端日益明显：有1/3的美国年轻人认为地球是平的、大学生不知道圆面积公示、面对银行时不知如何计算利率…
关于美国“快乐教育”的真相，可以参考之前写过的一篇文章《教育危机，失去的美国梦》。在美国，中下阶层越来越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你的出身基本已经决定了命运，不管多么努力，终将在辍学、贫困的泥潭挣扎。
然而，在快乐教育之外，美国中产以上阶级的家庭，却深知精英教育的重要性。曾经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一位记者，跑到加州第一的惠特尼私立高中卧底一年，然后写了一本书，叫《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样的》，其中说到了一个数字：4，4小时睡眠，4杯拿铁咖啡，4.0的GPA成绩。真正私立高中的学习强度，其实不亚于中国的衡水。
精英家庭的孩子也会上各种补习班，日程从早到晚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据统计，美国私立高中90%以上的家长都给孩子请了家教。大量的普通家庭没有课外培训需求，少数的中产以上阶级催生了高昂的家教需求，这也导致美国没有大的K12培训公司。美国唯一一家上市的K12阶段的教育公司就叫K12，市值仅12亿美元，不过它的主要业务不是提供学科培训，而是为学区和公立学校管理在线项目。
另外，美国的知名大学基本都是私立的，而且其入学标准更加“市场化”。美国高校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一代藤校，代代藤校”，一方面是因为精英家庭比底层家庭更懂得教育和知识的力量，因此他们用手里可动用的资源、财富建立起了高高的教育壁垒，一步步将他们精心打造的孩子送到社会的上层。另一方面在美国常春藤名校中，每年有40%左右的学生属于特殊群体，比如社会名流、校友、超级运动员、大额捐助者的子女等等，只要你够格进入精英阶层的圈子，你的子女的录取率就会高。
这是残酷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
日韩的教育理念强调社会上下流动的公平性，而美国的教育理念实则是维护阶级的自我强化。
对于美国的精英阶层，教育的核心使命不是让孩子“变得更好”，因为“变得更好”是为了被人挑选的，他们才是制定规则、挑选别人的人。
虽然教育机构会建立各种看起来公平的规则，让每一个人都能追逐“美国梦”。但最终那你会发现，精英们更容易适应、和在新的游戏规则中胜出。
在自由主义的话语下，备受期待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平等。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去追逐“美国梦”，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故事。
但真相是，机会是平等的，获取机会的能力基础是不平等的。这样的教育体制，大多数的普通人也同样失去了希望。
03 德国模式：服务于社会
6、假设从最终的选拔结果上做改变，不去区分名校和普通学校，知名大学和职业学校能够获得的工作机会、工作报酬不存在很大的差距，是否会更好？
这样的假设，发生在德国。
德国是现代教育制度的策源地。
19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使得教育的普及成了社会发展的关键任务，当时的德国还是普鲁士，为了培养产业工人，普鲁士建立了8年制、以教师为中心、培养标准化人才为目标的“工厂式”的教育模式。而后美国效仿普鲁士，逐渐发展出“6+3+3学制”，即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自此，K-12教学体系形成，并推广到了全世界。
这套教育体系，分年级、分学科，最初是服务于工业革命中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解放人力，标准化的产业工人逐渐被机械取代，德国发现这样的“工厂式”教育不能再适用新的社会需求。
于是在1920年，德国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所有儿童接受四年基础教育，四年以后开始分轨，覆盖全民与分轨制两大特征使德国教育效果显著。此后逐渐形成了德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高等教育、继续（成人）教育五个阶段。
学前三年、小学四年。小学毕业后分流进入四种不同类型的中学：文理中学、职业中学、实科中学和综合中学。
文理中学的学制7-8年，第二阶段为高级部，毕业后可申请进入大学；职业中学的学制7年，毕业后进入职业学校；实科中学学制8年，其功能是中间性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学生毕业后可以接受职业教育，进入专业学校和专业学院，另一方面成绩很好可以转入文理中学；综合中学是包含以上三种类型的综合性中学。这四类中学之间，前两年是可以相互转学的，这也最大程度保障了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来选择。
中等教育第二阶段学习完成后，学生进入大学或面向劳动力市场就业。德国的高等教育学校主要可分为综合大学、专科大学、职业学院三大类。“双元制”职业学校和职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主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熟练技术工人、技师，如果想继续深造，可通过文化补习进入应用技术型的大学学习。
德国的教育体制，变选拔为分流，而且学生在两次分流后，依然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再次选择，不会出现一次选择决定终生的情况。教育体系中选拔和竞争的作用降低后，课外培训的需求也就几乎不存在了。
这里非常关键的另一点是：德国职业学校出来的毕业生的待遇不会比名校出来的待遇低，至少不会有歧视性的用工制度。学生不需要上很好的大学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获得很好的收入，这是德国“双元制”教育体系成立的根源。但这一点，在很多国家短时间都无法实现。
其结果我们也能看到，德国既靠优秀的工人支撑起引领全球的制造业，也在科学研究的前沿贡献了大量优秀的科学家，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个人和国家利益的结合。
中国教培行业的现状更类似于日韩几十年前的情况，改革开放四十年促就一批人先富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校外培训的需求快速增长，但我们绝对不会允许这条通往个人成就和社会公平的道路，被破坏。
从社会效率和个人发展的角度去看，德国的教育体系一定是未来我们追求的方向，社会公平、人尽其才，每个人都能得到好的教育，每个人都有充满希望的生活。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但教育改革的困难之处，不仅在于教育需要解决目前存在的具体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配套机制，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效果需要等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知道最终的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对于社会发展可能很短，但对于个人，影响的是整整一代人。在任何一个改变之初，谁也无法预料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蝴蝶效应。
我们追求社会公平，但所谓公平，前提肯定是存在不公平，为了实现公平，就需要有人上升、有人下降，这时候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会跳出来反对。在一个不均衡的社会，社会公平往往和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是冲突的。
教培行业的发展和冲突，只是这社会的一个缩影，虽然困难重重，但依然有很多人在尝试。
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不是吗？
